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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22年6月作出的一份《鉴定意见书》显示，肾病综合征是一组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肾小球基膜通透性增加，导致大量蛋白质从尿中丢失的临床综合征。肾病综合征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肾病综合征发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如有些肾病综合征发病具有家族性表现，且绝大多数是同胞患病。就本例而言，根据现有送鉴材料，未见家系调查、肾脏病理及特异性检测指标等结果，目前仍未能明确青青肾病综合征的致病突变基因。青青肾病综合征系自身疾病，并非中山一院的诊疗行为所致。

　　据本例中山一院产前诊断中心遗传咨询意见书显示，医方当时的咨询意见主要是建议对胚胎行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D/PGS），也就是说，医方当时仅就21-三体综合征需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S）出具了咨询意见，并未重视“肾病综合征”的相关问题，没有给予全面、充分的遗传咨询，如没有明确告知患方夫妇“肾病综合征”是目前尚无法通过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查（PGD/PGS）检测出来的疾病，亦无法准确推算再发风险率，存在告知不全面、不充分的过错。中山一院对柏先生、刘女士行植入前遗传学检测过程中并未遗漏检查。

　　《鉴定意见书》认为，本例医方在遗传咨询过程中未就“肾病综合征”的相关问题予以全面、充分地咨询和告知，存在咨询和告知不全面、不充分的过错，使得患方夫妇丧失了知情权和选择权。患方夫妇依据医方的遗传咨询意见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array SNP)”，并依据该检测结果进行胚胎移植，确实避免了21-三体综合征的发生，但青青出生后被诊断为肾病综合征。故青青缺陷出生系本例的损害后果，与医方在遗传咨询过程中告知不全面、不充分的过错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对此，中山一院辩称，肾病综合征是目前无法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或筛查可以诊断的疾病，也不可能对再发风险率进行评估。目前为止并没有相关规定将肾病综合征规定为不能生育的遗传性疾病。胚胎妊娠期间没有肾病综合征的诊断方法、技术。青青所患的疾病并非医疗过失导致，而是其自身的疾病，并且该疾病迄今为止无法在胚胎植入前明确诊断，甚至连发生风险均没有办法精确推算。青青在胚胎植入前并没有遗传性肾病综合征的家族史或遗传病史，不能要求医院对一个没有家族史、没有办法进行移植前诊断且低概率的疾病承担赔偿责任。

　　广州越秀区法院表示，综合考虑现代医学科学的局限性、高风险性、不能完全预测性，以及患儿所患疾病在目前医学条件无法产前检测，亦未查实为遗传性疾病等因素，法院认定中山一院承担医疗过错参与度10%的医疗损害责任。需指出，本案中，医院的医疗过错与患儿出生缺陷后果并无因果关系，并不能将患儿存在先天缺陷这一损害归责于医院。医院在产前检查中的过错侵犯的是孕父母的知情权及选择权，即未尽全面说明告知义务，导致丧失是否选择终止妊娠的意思自决权所致损害。

　　广州中院再审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刘女士夫妇存在不良孕产史，且前期胚胎移植也均以失败告终，情况较为复杂，应当引起重视。《鉴定意见书》载明，“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肾病综合征发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如有些肾病综合征发病具有家族性表现，且绝大多数是同胞患病。”由此可知，刘女士夫妇再生胎儿与夭折男婴属同胞，患先天性（遗传性）肾病综合征的概率也较大。基于该可能性，中山一院是否应当考虑检查刘女士夫妇的遗传基因、染色体，当时又是否具备相应检测技术的问题，是查明中山一院是否存在诊疗过错的关键。但《鉴定意见书》未作出相应评述。

　　广州中院表示，作为定案依据的《鉴定意见书》对中山一院是否应当先行检查刘女士夫妇的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当时是否具备相应检测技术，以及在刘女士夫妇疑似携带肾病综合征遗传基因的情况下，便对其实施辅助生殖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问题未作回应，导致鉴定意见内容不够充分、结论不够明确。中山一院是否存在遗漏检查的过错，仍需通过补充、重新鉴定或进一步咨询鉴定机构得出更加完善的结论。故广州中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应当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在重新认定中山一院的诊疗行为与青青等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后，再确定中山一院的承责比例、赔偿项目及各项损失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