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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骑术等民间游戏源于早期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技艺；饮酒时的酒令、猜拳、字谜源于社会发展较为成熟时期；民间普遍流行的迎故事、抬阁与信仰相关。民间游戏起源的多样化、发展形态的多元化与中华农耕文明相伴而生、相随而来，与中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同生共长。文明的发生有时并非劳动的结果，而是与民众的生活需要相关。如麻将，便是由明末盛行的马吊牌、纸牌演变而来。马吊牌、纸牌等娱乐游戏的核心主旨是“博弈”，与我国历史上的博戏一脉相承。博弈精神和竞技行为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最终促使人们创造出了麻将这一新的表达载体。

　　文明的创造、创新离不开人的主体性。民间游戏伴随每个人的成长，以个人的游戏经验作为出发点，通过与他人在游戏生活中交往形成“共在”，构成民间游戏生活共同体。“我”和“我们”按照民间游戏的共有规范在游戏世界中存在。从民间游戏的“小世界”描述中洞见社会生活“大世界”的智慧，从“我”的游戏活动出发，将“我”在游戏活动中的经验、身体感知和文化认知上升到宏大的社会问题，从而实现 “我”和世界的交互关系。比如，很多人都玩过“翻花”游戏，“翻花”本质上是以游戏为载体的交流过程。我们通过翻出“风车”“织布机”“米筛”“五星”“螃蟹”“麻花”等不同图案来应对游戏的挑战，从而体现“我”对生活的理解、创造和希冀。所以，“翻花”翻出的既是民众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游戏者将“我”的图案设计融入集体游戏活动之中，也就通过“翻花”游戏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来。这些不仅是“我”理解游戏、参与游戏，也是“我”通过游戏通往人类共同的日常生活世界。民间游戏是集体享有的，集体的游戏活动是生活实践，是游戏知识生产，也是文明的赓续和创造。

　　民间游戏传递包括儒家在内的礼仪文明。礼仪制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是规范各族人民生活秩序和心灵世界的重要传统，构成了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生活世界。中华礼仪文明离不开游戏。《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在儿童时代玩游戏，经常陈列各种礼器，演习礼仪动作。朱熹的《四书集注》疏释孔子“游于艺”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期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恋无所放矣。”儒家以游艺作为人们修身养性、养德成仁的内容和途径。《周礼》中记载的“礼、乐、射、御、书、数（九数）”“六艺”，到了汉代“礼、乐”作为儒家的文明礼制越来越突出，“射、御、书、数”则演化为“艺技”，民间游戏的性质得到彰显。但是，无论发生哪一种变化，先秦“六艺”的文明传统始终延续不绝且不断丰富，其民间游戏规范民众生活秩序的功能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内蕴于游戏活动的过程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民间游戏中的规则意识、公平意识、包容意识、竞争意识等均是培植中华文明之“根”的深厚土壤。

　　民间游戏有语言基础，一般以汉语方言或者民族语言来进行，否则就无法达到游戏效果。湖北麻城游戏歌谣《磨麦》唱道：“磨麦，请客，做粑，接嘎，嘎不来，一口吃它。”在麻城方言中，“嘎”指的是外婆，方言的应用和衬托不仅使得这首歌谣有了韵律，而且一个“嘎”字使其充满温情和情趣。民间游戏始于地方，却不单属于地方，具有超越地方的特性。应将存在于不同地方的民间游戏联系起来，增强“此地”和“彼地”间的交互与交融，从而使不同地方的民间游戏元素和日常生活彼此构成、相互塑造、共同发展。民间游戏由物质、实践、话语、表征等多种元素构成，游戏生活中蕴含的智慧既是传统的，也是现在的，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跨越族群和阶层。民间游戏借助简单的物质材料，采用人们普遍接受的游戏手法，传递共同的情感，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理解、接受。民间游戏超越语言障碍、地域和民族边界，构成中华文化认同、地方认同并跨越地方认同。这种地方性与超越性既是文化认同的需要，也是文明交流互鉴、交往交融的生活体现，构成了中华各民族共识性文化传统，推动并深化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系统。

　　当前，网络技术推动线上游戏的空前繁荣，“网络游戏”成为影响民间游戏不可忽视的变量。近期，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以游戏为载体，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技术，再现中国神话和陕北说书，通过实景技术重现山西玉皇庙、重庆大足石刻等历史遗址，通过重新构建《西游记》中的经典故事和人物形象，使古老故事以及与此相关的民间游戏焕发新的活力。这款游戏以全新视角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以游戏方式讲述中华传统文化故事，将民间游戏、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游戏”智慧。